把握好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三个关系

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充分反映了在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历史节点上，党中央主动回应时代呼声，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坚定决心，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长期战略目标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作为沿海经济大省和“先富”代表的浙江，被赋予了先行探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

浙江先行示范的底气与担当

在有经济基础、协调基础的地区先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协调“国富与民富”“先富与后富”“能富与能享”的关系，可为全国示范探路。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第三、省域第一，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居民收入倍差、经营性净收入占比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领先东部沿海经济强省，68.4%的家庭达到中等收入水平，2019年底全面消除省定经济薄弱村，公共服务保障基础好。养老第一支柱占全国6.3%、与GDP比例相当，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占4.18%，第三支柱建设发展空间弹性较大，辖内私人银行业务管理金融资产7.26万户，户均资产1573万元，较2018年末增长68.7%，高于同期住户存款增速26.6个百分点，为提振民营经济活力、加速社会财富周转发挥了重要作用。浙江较早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普惠型小微贷款等各项指标长期保持全国第一。2018年以来对发展不均衡的山区26县各项贷款年均增速15.2%，高于同期GDP增速11个百分点，10个县存贷比超过100%。

共同富裕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对组织力和领导力同样提出了考验。当前全国实现共同富裕共性的挑战主要体现为尚未根本扭转贫富差距、分配方式结构性失衡、代际收入流动结构性减弱、经济增长分化性放缓。浙江改革先行意识强，经济层面的富民惠民机制适应性、包容性、集成性基础好，有责任为第二个百年建设继续大胆探索，从民情感知中找痛点，从制度重塑中找答案，从科学论证中找力度。浙江历年的区域金融改革实践，例如义乌国际综合贸易改革、台州小微金融改革、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等也始终聚焦发展过程中民营、小微、个体工商户等薄弱环节，专注于顺滑“信息-信心-信用-收益”链条，首创推进“三品三表”等信贷模式改革，最大程度减少不对称成本，提高服务触达和要素致富力。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综合集成政府公共信息、广泛覆盖金融服务、多跨协同应用场景，相关数据应用专利已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有序推进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普惠制医疗补充保险、慈善信托、慈善理财等托底保障和支持三次分配改革，截至2021年末，浙江辖内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投保1787.4万人，县域参保58%，实际报销减负10%。

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赋予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新目标新定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是增进全国共同富裕的“信心窗口”、更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窗口”。金融行业能不能履行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共同职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市场“阅卷人”满意，是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践行“两个维护”最直接的体现。普惠金融在促进基础性金融服务均等化的同时，通过关注欠发达地区、弱势市场主体，助就业、助减贫、助增收，抑制不合理分配，提升社会财富整合能力，与共同富裕具有内在一致性。

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浙江路径

围绕共同富裕的内源性，激发创富活力。通过加强普惠金融服务的“饱和度”保障结构性供给，缓解居民金融约束，发挥创业增进效应，保障微观市场主体创业创富机会均等化，打开收入增长的新空间。同时通过大型银行总部资源调度的政策底气，梯次调动行业服务重心下沉，确保市场最薄弱环节得到关注。浙江辖内普惠型小微贷款利率为5.7%，2019年以来已下降1.5个百分点，融资利率整体下行，降低创富成本，让利于民。对台州地区调查发现，30%的市场主体在生命周期内获得过银行体系融资支持，如果将小微企业主个人名义申贷情况考虑在内，比例则更高。尊重“首创精神”、聚焦培育“专精特新”，加强投贷联动、员工持股计划等方面创新，培育新业态、新技术的高成长性对价。普惠金融正是巩固创业创新势头、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的重要力量。金融支持市场主体创富活力的另一个关键是真正匹配产品服务机制与经营需求，例如浙江银保监局2012年以来陆续推进的无还本续贷、中期流动资金贷款，即通过建立信贷周期与经营周期相匹配的“连续贷+灵活贷”机制，稳定融资预期，提高存货周转效率，释放转贷压力与成本。截至2021年9月末，贷款余额已达1.66万亿元，接近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50%。

围绕共同富裕的包容性，维护竞争中性。“扩中”“提低”是实现共同富裕、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关键。金融发力需融合技能培训等环节，推动就业优先向高层次就业平台转移，同时为中等收入后备群体提供风险偏好相适的投资理财产品，普惠型商业医疗补充保险、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以及灾害、安全等领域保险，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机会均等和非歧视性是共同富裕成长的重要环境，包括融资机会平等、担保条件平等、收费要求平等。近年来浙江银行业积极拓展“首贷户”，对民营经济主体减少非必要担保措施，持续监督查处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的违规收费和歧视性收费，2020年以来协同推进政策性融资担保一体化建设，破解资金不足难题，以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实现包容性增长。浙江辖内2021年新增首次贷款企业18.6万户，首贷金额3780.9亿元。倡导负责任的金融服务理念，有效约束金融营销行为，加强乡村地区金融理财投资意识宣教，防范过度放贷、诱导投资和高风险集融资，平衡普惠金融供给和风险。

围绕共同富裕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建设共富生态。一方面，共富生态有赖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发力点和攻坚战也正是推动人均GDP占全省61.3%的山区26县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因此浙江银保监局制定了银行业保险业支持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梳理差异化金融服务机制、加大金融支持山海协作等18项重点任务。作为全国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聚焦城乡协调，关注农业转移人口的新市民化和“两进两回”，化解农民“进不了城”“回不了乡”，高端人才“下不了乡”的“城愁”和“乡愁”，着力探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普惠制商业养老保险保障、农民工工资保障等集成化金融服务。另一方面，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需要建设开放生态圈，最终目标是形成示范效应，对毗邻的地区发挥辐射带动力量，通过供应链金融服务辐射省外形成支持；对浙江吸纳的大量外省劳动力提供各类基础保障服务；畅通省际“断头路”和物流交通环节金融服务需求等。

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需把握三个关系

历史主动，科学把握“破”与“立”的关系。在时间维度上，需要我们有“站在未来看现在”的战略思维，保持历史自觉和定力，遵循先立后破、边立边破的规律。例如浙江在探索农房和集体产权股权类抵质押贷款时，推广应用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融资模式，将人品和荣誉等无形资产有形化，将有形资产数字化，为农户编制家庭资产负债表、精准画像，对于引导树立农村全域家庭财务画像的融资价值理念、培育农村信用生态和基础设施建设意义重大。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一蹴而就，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另外，在当前社保支付压力大的背景下，在第三支柱发展潜力较大、覆盖人群范围广的地区探索推进养老保险、养老理财、养老信托一体化建设尤为重要。在价值维度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和耦合效应影响至关重要，在新技术的推动下，融合已成为新价值观，基层和“一线”被重新定义，需要在数字普惠金融等模式中重塑普惠金融的价值传导机制。在提高财产性收入、投资性收入占比方面，需要通过加强科技金融支持创业创新群体力度，畅通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通道，优化知识和新业态的对价体系。

厘清边界，科学把握市场与政策的关系。必须始终坚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切换机构、行业和监管视角，从市场主体获得性去研究和构思金融方案。必须深刻认识到政策端最终呈现的数字、百分比，在主体感受端是“0”和“1”的区别。在大型银行发挥普惠金融“头雁”作用、行业融资利率水平下行的背景下，机构之间客观发生的客户迁移现象应理解为政策良性传导效应。必须提高政策与市场的沟通能力，始终从市场生态和市场反应去反观政策的合理性、反哺政策活力。浙江银保监局在推进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重点建立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金融诉求快速响应机制，打通县域基层市场金融诉求与省级决策层的直连通道。在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政策方面，应坚持有为政府定位，重点从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为中低收入和低技能劳动力等弱质领域加强托底保障，防止返贫。必须善于引导资本，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特征，如何引导金融资本流向投入产出比不高的区域和群体，平衡好政策导向、社会声誉与商业利益的关系；平衡好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平衡好支持薄弱环节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同时把握普惠金融的准公共政策边界，避免直接行政干预是我们需要始终研究的课题。浙江山区26县目前仍有100多个银行网点2020年度平均亏损39万元，但各大银行仍积极响应，将26县作为未来服务的新“蓝海”，推进数字普惠既是提高服务触达率的有效路径，也有利于银行平衡展业成本和可持续发展。

“致广大而尽精微”，科学把握“辨识度”与“示范性”的关系。在政策导向上，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并不是为了制造税收、金融等资源倾斜的洼地，重在运用改革基础和先行经验，坚持创新驱动，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性”路径，因此必须从外生性单向帮扶的思路转向内生性双向驱动，从总量指标转向更具牵引力的个性指标，例如对乡村振兴金融服务评价应厘清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务，对小微金融服务评价应充分考虑未持工商注册登记的新业态经济主体。在系统谋划上，必须坚持专业主义精神和系统思维，不断提高对普惠金融工作的专业领导能力，确保战略得当、科学把控、慎重决策，防止“细节中的魔鬼”，包括尊重金融市场规律、尊重群众需求，尊重自然生态，坚持以底层逻辑去推进金融服务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而不是满足于各类形式翻新的高“辨识度”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到一个新的平台期，往往是风险易发高发时期，因此需要坚持底线思维，重点在改进风险分担机制方面提供集成示范方案。浙江银保监局认为，需进一步推进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一体化的省域建设样本，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与各项奖补资源的风险边界和激励节点规划，进一步改变普惠制保险机制的产品碎片化和风险排他性，进一步评估部分优化营商环境措施与风险表现的关系，提高风险预见能力和风险减量治理整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