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金融在稳定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宏观经济稳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202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挑战明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高基数效应和订单转移效应减弱，是稳增长压力加大的直接原因。但从更深层次看，我国正处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过程中，经济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这些都增加了稳增长的难度。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提出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实现共同富裕、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等新的重大议题，并持续加强房地产调控。与此相关的重化工、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都是高速增长时期我国的主导产业，新形势下这些行业迫切需要转型，这将加大稳增长压力。金融对稳定宏观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支持双碳目标和共同富裕等政策目标的有力工具。要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突出重点，加强金融对国家战略的支持力度，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积极防范内外部金融风险。

稳定宏观经济压力加大

202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4.9%，相比一二季度显著回落。需求收缩压力在四季度进一步扩大，2021年11月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增速同时回落。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值同比增长3.9%，比上月下降1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2个月的回升态势。受CPI走高影响，消费实际同比仅增长0.5%，比上月回落1.4个百分点，是2021年以来的最低月度增速。消费名义和实际增速均出现下滑，且二者差距进一步扩大，短期消费形势不容乐观。投资是稳增长的重要政策发力点，但2021年下半年以来也在持续下滑，2021年1-11月投资累计增长5.2%，为年内最低水平，其中，基础设施累计投资出现负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长6%，远低于前三季度增速。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下降。发达国家经济逐步复苏，对我国订单转移效应减弱，11月货物出口增长22%，比上月下降5.1个百分点，回落幅度较大，对美国、欧盟、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速均有所下降。

供给侧面临疫情多发散发、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供应链遭遇瓶颈等多重冲击。疫情多发散发持续扰动宏观经济，加大了对具有密切接触特征行业的不利影响。2021年11月餐饮业收入增速为-2.7%，这是继8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客运量较2020年同期大幅下降，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客运量增速全部回落。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价格水平仍处在较高位置，挤压了下游制造业增加值和利润。从增加值看，11月采矿业同比增长6.2%，高于制造业2.9%的增速。利润差距更大，1-11月采矿业利润同比增长185.7%，远高于制造业34.5%的利润增速。当前供应链面临缺煤、缺电、缺芯、缺集装箱等多重瓶颈，对产业和全球贸易的不利影响仍在延续。汽车是制造业中产业关联度高、产值规模大的重点产业，既在供给侧受芯片短缺限制，也在需求侧受消费低迷影响，下半年汽车消费一直处于负增长区间，增速一度降至-10%以下。

推动经济运行预期转弱的因素在积累。2020年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率先控制疫情，较快实现复工复产，经济表现出较强韧性。受经济复苏和低基数效应影响，2021年前两个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分别达到18.3%、7.9%。但进入三季度后，随着一些阶段性政策的调整，加之2020年同期我国经济已明显恢复，主要经济指标呈现增速回落态势。从国际环境看，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进程加快，对我国出口的需求减少，外需拉动作用弱化。受疫情期间大规模刺激政策影响，近期美国等国家通胀压力显著扩大，货币政策转向预期增强。美联储已明确缩表和加息安排，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对全球带来广泛影响。在美国货币政策收紧预期下，近期新兴国家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的风险明显加大，土耳其里拉汇率大幅下跌，俄罗斯、巴西、韩国等国开始加息以抑制资本外流。从长期看，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动能转换阶段，这是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趋势，近两年这一长期趋势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金融在稳定宏观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结合当前经济运行的新形势、新目标和新约束，金融可重点从三方面发挥支持实体经济和防范风险的作用，一是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二是支持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三是在高水平开放背景下更加注重防范内外部金融风险。

推动金融更好支持碳达峰碳中和

2020年9月，我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这是党中央着眼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低碳发展既会带来新的机遇，也会增加约束条件，特别是增加相关产业转型压力。金融在促进低碳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较早就开始进行绿色信贷、投资、债券等探索，通过标准制定、监管考核、货币政策工具、风险补偿等多种途径，鼓励绿色信贷发展，支持可再生能源、绿色交通、节能环保等产业。2021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超过14万亿元，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同比增长26.5%，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4.6个百分点。我国积极引导资本市场支持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目前，A股市值规模前20家公司中，3家为新能源企业，涉及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等领域。2021年1-8月，我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超过3500亿元，超过2020年全年发行额，其中碳中和债券累计发行1800多亿元。

我国承诺的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完成时间远小于发达国家，需要实施更强有力的减排举措。但碳排放和能耗控制要立足实际、循序渐进，避免因短期内政策密集出台而过度加大转型压力。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要坚定不移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减排政策要更加注重成本的有效性和灵活度，避免因短期内约束过紧而影响经济正常运行，减缓对相关产业的冲击。碳减排难以完全依靠市场力量自发完成，需要适宜的激励机制。金融工具灵活多样，对支持碳减排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加快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提升金融支持绿色转型灵活性和有效性的突破口。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够起到为碳定价的作用，克服碳排放的负外部性。2011年以来，我国在8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运行，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45亿吨。从上线到2021年底，全国碳市场共运行5个半月，成交总量达1.79亿吨，成交总金额76.6亿元，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起到积极作用。下一步要加快完善行业碳排放标准和信息披露，为金融支持双碳目标提供可行依据；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把握好碳减排的力度和节奏，助力传统行业稳妥推进减排，避免资产搁浅的风险。

增强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乡村地区仍然是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薄弱环节，推动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部署。2021年2月，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标志着乡村振兴进入全面实施阶段。金融资源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主要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稳中有增，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重保持在20%以上。适应农业农村特点的新型金融产品不断丰富，农业保险、涉农担保等金融服务加快发展，为减缓农业经营风险、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有效手段。

新形势下，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发生了新的变化。近年来，返乡创业人员增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扩大，新一代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作选择和生活方式更趋多元化，乡村产业形态更加丰富，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随之发生变化。满足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需要更多利用金融科技工具，优化农村金融供给，发展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动员金融资源、探索具有可持续性的机制，支持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亟待破解的重要问题。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农业经营规模小、主体多、市场波动大的产业特性，使得金融支持意愿不强。农业属于弱势产业，对自然环境依赖性高，受气候、市场波动、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影响大。二是农村集聚程度低、资产权利不完整、区域差异大的地域特性，使得金融支持的动力不强。三是农民就业稳定性低、流动范围大、大数据画像不充分，使得金融机构风险控制难度大。四是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和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经济欠发达县域和乡镇的金融供给主体比较单一，难以充分满足多元化的农业农村融资需求，金融支农的作用仍有待增强。未来要健全适合农业农村新特点的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增加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资源配置，更好满足乡村振兴的多样化金融需求。

积极防范内外部金融风险

经过三大攻坚战，我国金融风险处置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一批重大风险隐患得到有效处置。但也要客观认识到，当前国内外金融形势复杂多变，金融风险事件仍时有发生，要坚持底线思维，完善监管体系，增强风险防范能力。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是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中重要的风险点。当前我国有4600余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绝大多数是县域或地市层面的中小银行。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我国有13家城商行、271家农村金融机构、122家村镇银行为高风险机构。高风险金融机构分布范围广泛，仅有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四个省市辖区内没有高风险机构。监管力量和银行区域分布匹配度不高，农信社、农商银行大多是县级法人单位，但县级银行监管力量薄弱。这是此类机构风险多发、不良率高的重要制度背景，不利于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支持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当前银行业监管科技应用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信息标准化程度、跨部门信息共享程度仍然不高。要更多利用监管科技，提高监管信息化程度，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基层监管力量薄弱和地域覆盖有限的问题。

完善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分工，增强风险防范和处置能力。随着居民财富积累和投资需求的增加，近年来各类新型地方金融组织层出不穷，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投资公司等，这些组织开展的业务性质本质上具有金融属性，但由于对其监管薄弱，存在较大风险隐患。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设立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7+4类金融组织的监管。但对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管仍存在一些障碍。例如，监管相关的配套制度不足，对投资公司、众筹机构没有明确定义，缺乏监管标准或指引。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能力不足，专业性不高，人员力量薄弱。这需要增加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对地方金融监管的业务指导，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增强力度，提升监管专业性。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需要更加重视金融风险防范。2018年以来，我国金融开放进入新一轮加速期。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推出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在金融机构方面，我国大幅放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股比限制，不少外资金融机构已进入境内市场，设立控股或全资公司。虽然目前外资机构资产规模仍不高，但随着金融开放水平的提升，外资金融机构带来的“鲶鱼效应”可能逐步加剧，国内金融机构要增强自身竞争力和风控能力。在金融市场方面，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度不断提高，QFII、北向通等为外资进入境内市场提供了多个渠道。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经济率先恢复，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吸引力增强，外资持有的股票和债券市值明显提高。境外资金流入规模扩大的背景下，要注重防范外资流入流出对资本市场的影响，避免跨境资金流动加剧股市波动风险。金融监管要适应高水平开放的新形势，主动对标国际通行做法，提升监管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