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研究报告2022》 发布

2022年1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北京举行了“数字金融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研讨会暨《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研究报告2022》发布会”。与会者对2017～2021年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和变化进行了研讨，分析了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并就推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增强其对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作用等政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近年来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在推行发展普惠金融的国家战略和具体政策措施方面引领全球。一方面，政府在战略和政策层面发挥授能作用，大力推动发展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另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科技银行和其他大型金融科技公司在业界出于政策鼓励与要求和本身发展需要通过创新、发展和利用金融科技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其结果是，形成了政府和业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两轮强驱动的中国模式”。

尽管如此，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总体上仍然较低且参差不齐，且面临各种障碍。定量测度我国农村各地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总体的和具体方面的指数得分，甚至其发展动能水平，有利于各地政府、各类金融机构了解各地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的总体和具体的进展与问题，优势和劣势，各地之间的差距，有利于其在有关地区进一步发展现有的长处，补足存在的短板，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由此推进中国农村各地实现乡村振兴。

基于这一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于2020年完成了《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研究报告2020》，受到了农村金融业界与学界的欢迎，并于2021和2022年继续推出分年度《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研究报告》。延续2020年和2021年的《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研究报告》的研究框架，2022年度研究报告中构建了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评价体系，该体系由四级指标构成，从上往下分别为：1个总指数、3个方面指数、13个分项指标和21个二级分项指标。报告衡量了全国1751个县、县级市和旗2017年～2021年全国各县（县级市、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的总指数、方面指数和分项指标（包括二级分项指标）的得分情况，比较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有关县（县级市、旗）在各年度的总体得分情况，各省的所辖县总体得分情况，分析了不同年度全国总指数部分得分强县的得分结果，以及这些县与其他县存在的差距与成因。课题组还采取与2020和2021年度研究报告相同的方法，针对2017年总指数、三大方面指数得分均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的前528县，具体测度了2021年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动能指数得分，分析了这些县的得分差距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课题组还新纳入全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需求方线上问卷分析，还分析比较了对全国东中西地区一共3个典型县（旗）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实地调研结果，以作为对指数研究的补充。

报告的主要发现与结论如下：

第一，近年来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但增速回归常态化增长。

从指数得分分析结果来看，2017-2021年五年间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但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常态化增长。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1年数字普惠金融金融指数中位数得分分别同比增长32.02%、20.52%、17.35%和9.49%。从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来看，三个方面指数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差异。从增长幅度来看，方面指数服务广度总体提升最快，从2017年的49.94分增长至2021年的139.71分，较2017年增长179.78%；方面指数服务深度总体提升也较快，中位数得分从2017年的35.04分增长至2021年的77.18分，较2017年增长120.26%；方面指数服务质量的中位数得分增长幅度相较于服务广度、服务深度来说较为缓慢，2021年较2017年仅增长18.71%%。从增长速度来看，方面指数服务广度增速放缓，受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市场的发展愈发成熟的影响，增速从2018年的33.02%逐步回落至9.49%，回归常态增长；方面指数服务深度增速小幅增长，增速从2018年的17.93%逐步升至27.77%，成为推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新动力；方面指数服务质量增速一直较为缓慢，2019-2021年增速一直在3.5%以下。

第二，区域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问题，中部地区发展速度最高，而西部和东北地区两者与东中部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目前，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中位数得分来衡量，不同区域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其中东部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发展水平较为滞后。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区域间的发展差距都在持续缩小，经济发达的东中部地区与西部、东北地区的差距缩小幅度尤为显著，2017年东部地区总指数得分中位数分别是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8倍和1.49倍，但到2021年彼此的差距分别缩小至1.35和1.31倍。

从方面指数来看，各区域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广度上的差距呈缩小趋势，是近年来各区域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缩小的关键，经济发展水平较弱地区的金融服务可触达性得到了明显改善；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深度上的差距较为稳定，是未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由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和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在利率水平和安全度两方面的差距有所扩大，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质量上的差距呈扩大趋势。未来对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经济较落后地区要重点提升金融服务的深度和质量，才能更好缩小与经济较发达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距。

第三，各省之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梯度差异，但发展差距有所缩小。

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中位数得分来衡量，不同省份之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全国省区之间差异明显，这些省区可分为六个梯度：第一梯度省区（大于126分）包括浙江省、福建省和江苏省；第二梯度省区（115分左右）包括安徽、江西、山东；第三梯度省区（96～112分）包括广东、河南、山西、河北、湖北、陕西、湖南；第四梯度（82～92分）宁夏、黑龙江、广西、吉林、内蒙古、海南、甘肃、四川、新疆；第五梯度省区（60～81分）包括辽宁、重庆、西藏、贵州、云南、青海。

此外，各省之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总体发展水平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收敛速度趋缓。从方面指数来看，各省在服务广度方面的差距缩小明显，但是收敛的速度变慢。各省在服务深度方面相较于服务广度差距缩小的幅度较小，从绝对值来看各省的差距依然较大，但是近两年收敛的速度逐渐加快，服务深度的提升成为各省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与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不同的是，各省在服务质量方面的差距在逐渐扩大，如何逆转这一趋势成为未来全国各省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的关键。

第四，近五年县域数字理财和数字保险发展较快。

近五年内，支付、信贷、授信、理财、保险等五类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均无论在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方面均有所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得到显著改善，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得到充分体现，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一直处于上升的势头中。其中数字理财提升最大，数字理财服务广度分项指标的中位数得分从2017年的39.04分增长至2021年的202.87分，较2017年增长419.63%。数字理财能够有效扩展县域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数字保险服务广度提升也很大，其分项指标的中位数得分从2017年的52.67分增长至2021年的190.24分，较2017年增长261.20%。可以看出近年来数字金融有效触达了县域居民，有助于其多样化金融需求的满足。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纳入指标评价体系的理财和保险种类仍然过于狭窄，数字保险的服务深度水平仍然很低，依然还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

第五，科技银行、金融科技平台公司赋能传统金融机构以及传统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扩大县域数字贷款发放力度，有利于资金回流农村地区。

对于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当地金融机构贷款投放力度不足问题依然存在，一些传统金融机构存在偏离支农支小和服务当地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的问题，资金“抽水机”效应依然存在。金融科技平台公司通过与其他银行合作，对县域联合发放数字贷款，能够促进资金回流县域，有效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第六，科技银行或金融科技平台公司与地方政府合作，有助于农村地区部分政务和民生数据的归集和利用，扩大客户基础，提高对客户的精准数字画像、数字信用评级和数字授信的精准度，最终有利于提升对县域内客户的数字信贷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高服务有效性。

科技银行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大数据中心，在地方政府管理和授权下进行三农数据归集和利用（不拥有和留用数据；数据所有权归地方），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数据孤岛”的问题，同时有效缓解了农村金融领域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难题。

第七，传统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农业大数据中心或者农产品交易管理系统，有助于沉淀相关数据和提炼农业大数据，从而有利于改善对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建设银行总行与黑龙江农业农村厅合作建设农业大数据平台，邮储银行白沙支行与当地政府所属橡胶中心合作建设橡胶交易管理系统，都起到了这种作用。

第八，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发展空间还十分巨大。

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远低于城市地区、农村边远地区移动互联基础设施基础较差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素养较低等因素有关，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2年上半年，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8.8%，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而普及农村互联网的使用是发展各种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1年）》，农村受访者数字支付使用率为70%，比城镇受访者低15个百分点。而数字支付使用率与其他种类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使用率密切相关。总得看来，全国各地农村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无论是在总指数和动能指数得分靠前的县（县级市、旗）还是靠后的县（县级市、旗）。即便是2017年总指数得分最高的浙江省东阳市，其在2017年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绝对水平也是有限的（比如体现在获得数字授信、数字贷款和数字保险的每万支付宝账户用户的户数和金额等等）。2021年总指数得分最高县为浙江某县级市，其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绝对水平虽然较高，但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很多县、县级市和旗的总指数、方面指数、分项指数的得分提升得快，是基于其基数总体不高这一出发点。可以说，无论是在数字支付、数字授信、数字贷款、数字理财和数字保险方面，当前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空间还很巨大，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九，数字支付的普及和聚合支付的快速发展带来支付安全隐患。

一般来讲，正规的聚合支付不进行资金清算，不接触资金，且系统防御能力普遍较强。同时，聚合支付沿用了通过买家和卖家之外的第三方机构作为担保的方式规避信任风险，不仅成功克服了互联网中的信任危机，且积累了大规模用户量。但是，聚合支付的安全性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一方面，为了能够提供更便捷的支付结算服务，非银支付机构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部分安全性来换取用户的便捷性，在支付账户资金汇划时，降低对用户的鉴权与交易的识别强度。安全性薄弱的虚拟账户可能成为漏洞，威胁用户的信息和资金安全。而聚合支付使这种安全风险被集中和放大。另一方面，在二维码扫码过程中，消费者的用户ID、用户账户、交易流水，甚至用户手机号等敏感信息都有可能被聚合支付的服务机构所获取并留存，这些敏感信息或将成为巨大的安全隐患。同时，由于中国线上聚合支付软件的应用推广还处于探索阶段，没有清晰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等协调机制和商业模式，聚合支付依托于信息化的互联网技术，必然存在系统故障风险。此外，在支付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很多机构没有支付牌照却在做支付业务，结果导致大量商户安全得不到保障、平台卷钱跑路等事件时有发生。对于整体支付环境的安全性，基于原先的安全服务体系，风险仍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对于个体而言，风险系数上升，用户一旦遇到支付安全风险，几乎没有反制能力。

第十，各类县域居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存在明显差距。

近年来，县域居民的数字金融素养普遍提升，但同时，不同县域居民的数字金融素养差异日趋明显。调研数据显示，县域中从事非农经营的居民和兼业农户的数字金融素养普遍较高，对各类数字金融产品较为熟悉，有的拥有和使用多个金融机构的线上授信，可以非常灵活地贷出利率更低的线上信用贷款去偿还稍高利率的贷款，且数字金融服务需求也扩展至保险、理财等领域。而农村留守农户的数字金融素养则普遍较差，他们更偏好使用传统金融机构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信用贷款，需要相对熟悉的金融联络员或一个相对固定的实体网点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