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富”春潮打开农金万象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共同的夙愿。共同富裕更是一场没有终点的伟大长征。从贫困走向富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浙江的先行示范如春潮一般，涌动着中国“共富”新的画卷。

在先行市宁波，乡村共富产业联合体让一个个“盆景”正转化为一处处“风景”，“乡村大脑”赋能唱响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协奏曲；在红船启航的嘉兴，炽热的红色土地上均衡富庶发展的名片愈擦愈亮；而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湖州，一趟趟“共富班车”已出发，带领群众驶向“幸福终点站”……

从东海之滨到浙西山麓，从杭嘉湖平原到瓯江两岸，浙江大地，一片生机盎然。在这背后有着金融助力“未富”、加速“致富”的动人故事，有着金融活水孜孜不倦的精准滴灌，更有“共富”所撬动的农村金融市场破局之变。

春潮涌动 农村金融“上山下乡”

风至自灵动，策高当行远。从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出台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作为沿海经济大省和“先富”代表的浙江，被赋予了先行探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之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业界，一系列决策部署、政策文件纷至沓来。

使命感召，重任在肩。在浙江，共同富裕的谋局开篇、布棋落子，已是“步步为营”、招招精准。在近日召开的浙江省“两会”上，共同富裕话题受到热议。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摘要中10次提到了“共同富裕”、9次提到了“金融”。而记者查阅梳理与之相关的近十余份文件发现，每一个政策、方案中都包含着不可或缺的“金融”二字，且重要作用显而易见。

2021年底，在“2021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朱从玖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新时代金融系统面临的重大课题。普惠金融在其中是中坚力量，大有可为。

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兴则经济兴。助力共同富裕，金融是源水，也是血脉；农业兴则基础牢，农民富则国家富，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夯牢“三农”根基。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王通林也曾公开表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主战场在“三农”，短板弱项在“三农”，品牌亮点也在“三农”。由此，“三农”顺理成章地成为政策、资本、人才、科技“上山下乡”的“重头戏”，而农村金融市场则在共同富裕的引领下积极启动信贷、证券、投资、农担、保险、信托等领域的跟进布局，撬动原有市场格局，孕育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当然，共同富裕所激发的农村金融市场内生动力也必将冲破之江之畔，冲破长三角沿线，向更深、更远处绵延而去……

主攻“三大差距” 重棋落在“三农”

何为“共同富裕”？《意见》指出，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因而，共同富裕是全方位的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均贫富、劫富济贫。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呢？在浙江，缩小“三大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被锁定为浙江走向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

65岁的陆雪元家住湖州八里店镇前村，患糖尿病已有18年，每个月仅吃药就要花掉300多元，除去医保能报销的部分外，每年自己还要掏2000多元。自从搭乘“共富班车”后，每年又能多报销600元。前不久，“共富班车”成为浙江湖州亮出的一张“共富”金名片，慢病服务、优教共享、乐业湖州、快递活村、未来农场5辆“班车”鸣笛发车，成为高效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的探路典范。

而这其中，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农商银行、人保财险等金融机构纷纷入局，为“共富班车”加油提速。湖州农信创新运用既有资源，确保农商银行网点百分百实现办理城镇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清单内服务事项；工商银行湖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推出乡村振兴专属“兴农贷”惠农系列产品，助力小微企业为共同富裕创造活力。而在快递活村、未来农场以及乐业湖州的“共富班车”上，也自然少不了当地金融机构信贷、保险、投资的身影。

2021年11月4日，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召开“浙江金融服务农业农村共同富裕联合体”第一次会议，26家金融机构表决通过了《浙江金融服务农业农村共同富裕联合体运行办法》，并郑重承诺加大对“三农”工作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从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到率先制定实施城乡一体化纲要；从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再到如今踏上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新征程……浙江始终将“重棋”落在“三农”大地上。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力度正不断加码，在缩小“三大差距”上将深功夫下在细微处。

缩小城乡差距，关键在农村产业兴旺。浙江农信以“先富带后富”为工作重点，聚焦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主导和优势产业，为其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做大地方经济总量“蛋糕”，为可持续的社会共同富裕构筑产业“护城河”；为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推出村集体贷款产品“富农贷”，支持平湖市“智创园”项目，让36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抱团”开发成为现实，做强了36个村集体经济。

缩小区域差距，浙江金融瞄准山区26县。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2022年1月会同浙江省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出台了《关于金融赋能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从资源投入、产业发展、金融服务、部门联动等方面提出22条举措，加大对山区26县的金融精准支持。网商银行推出“乡村振兴带头人计划”，在浙江山区26县首批发放贷款，为有示范效应的优秀农民代表提供全年免息的数字贷款，发挥他们的带头致富作用，让乡村富起来。

缩小收入差距，需要金融全方位发力。以“三农”为重点缩小收入差距，既需要通过产业“贷”动增加农民收入，也需要风险保障降低农民损失，还需要财富管理增加农村小企业、小农户的财产性收入。中国人保财险浙江分公司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返乡人员创业等新业态新需求，探索“不动产登记+保险”等新服务模式，加大农业保险覆盖面，配套提供涵盖成本、收益、财产、人身意外、安全生产等综合保险服务，强化农业全产业链保障。隶属于浙江省财政厅的财通证券牵头在全国首创金融顾问制度，组建了43个服务专班和15个“凤凰行动”专班，并与浙江省联社探索建立普惠财富研究院，把服务触角扩展至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企业，解决其享受不到专业金融服务的痛点。

在浙江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包祖明看来，农村金融助力共同富裕要重点研究如何稳妥、合理推动农村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要素的金融化，促进农村要素资源和金融资源的有机衔接。同时，他也提出，要想以共同富裕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必须善于引导资本。资本具有逐利性特征，如何引导金融资本流向投入产出比不高的区域和群体，平衡好政策导向、社会声誉与商业利益的关系，平衡好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平衡好支持薄弱环节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同时把握普惠金融的准公共政策边界，避免直接行政干预，是我们需要始终研究的课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未来随着共同富裕的深入推进，逐步缩小的“三大差距”也将让农村金融与城区金融的差异逐渐趋同，服务农村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中小银行将面临一边追赶同业，一边差异化创新的挑战。鏖战农村金融市场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必将在共同富裕的蓝海中迎来一场硬战。

数字“王牌”敲开“共富”大门

共同富裕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金融如何促进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又如何平衡资源分好蛋糕？与浙江打出的共同富裕“王牌”——数字化改革同频共振，数字金融正依靠科技“智慧”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敲开“浙”里共同富裕的大门。

毛忠渊是余姚农商银行的客户经理，从事信贷工作多年。传统的信贷工作评价流程他谙熟于心。“传统融资模式中，评价企业偿债能力通常以银行为主体调取信用信息，信息有限且相对孤立，导致银行‘不敢贷’、企业‘贷不到’，尤其是微弱的小企业很难‘共同富裕’。”借数字化改革的政策东风，余姚市金融办牵头推出了“金融超市”，这是全省首个以大数据平台为支撑搭建的“信用信息平台”。余姚农商银行则成为主要服务提供方。在“金融超市”，银行和企业是买家和卖家的关系，银行作为“卖家”将产品发布在平台，作为“买家”的中小微企业既可以直接选购融资产品或服务，也可以发布个性化需求，供银行挑选。

诸如此类的创新金融模式在浙江农村金融领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依靠大数据的深度挖潜，既给优质企业“做大蛋糕”锦上添花，也助力“分好蛋糕”为融资难、融资贵的小微企业、个人农户雪中送炭。浙江省联社“三资”数字管理平台在1万多个村庄生根发芽，以二维码、微信公众号、浙里办App等线上化公开方式，为“三农”提供事务管理和金融服务，撬动农村经济加速“致富”。黄岩农商银行整合了30个部门、4.06亿条信用信息，创新“信用评级+银行贷款”数字服务模式，近两个月发放贷款2724户、24亿元，创造了数字放贷“硬核”速度，让弱势群体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同样享受均等的金融资源。

浙江银保监局全力出击，通过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深化数据共享给银行“壮胆”，银行可以全流程“无感式”调用平台数据。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接入平台数据后，部分数据更新周期从T+5天提速到T+1小时。目前平台数据能覆盖银行信贷业务近70%的数据需求。通过数据赋能，银行脚下的路看得清了，金融服务中小企业的步子也就敢迈得大了，而那些经常“贷不到”的“三农”主体也通过“数据增信”“首贷户”模型迎来了发展新时期。

站上“数字农村”“数字金融”的风口，让数据“多跑路”，让农民“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不用跑”已然从激动人心的口号落到了踏实而温暖的行动细节上。然而，随着数据信息的爆炸式累积和膨胀，随之而来的信息泄露以及信息安全等金融科技风险也将悄然而至，大部分农村金融市场主体在应对科技信息风险方面有着固有的短板和局限，在短时间内难以突破。下一阶段，在政策端鼓励大型银行技术输出的背景下，大型银行与农村中小银行的风险“较量”与合作必将迎来新的注解。

“共富”底气：以金融激活每一个主体

时间回溯到1980年12月1日，“义乌市场第一人”冯爱倩领到了义乌县工商局发放的小百货个体经营营业许可证，编号是001号。她的经商之路是在卖掉10担谷子获得了80元的“本钱”，又从信用社贷款300元之后开始的。而42年后，记者采访农商银行（由当年的农信社改制而来）的工作人员得知，如今的义乌小商品城年销售额已近两千亿元，从业者20多万人，全市市场主体总数高达73万。而2021年4月，浙江省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浙江共有市场主体816万户，人均市场主体居全国各省区之首。记者翻阅《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了解到，浙江第一代的民营经济创业者、实践者80%以上是农民。

其实“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居全国各省区末位，但硬是凭着市场经济大浪淘沙的智慧与勇气，无数个“冯爱倩”在金融助力下，为浙江打开了从“百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的新世界。

1997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2002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乡镇；201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全面脱贫。今天，浙江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高居全国之首，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值降至1.85（全国平均为2.56），成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最小的省份，中国第一个共同富裕示范区花落浙江亦成为必然。

在看到数个“第一”中，我们更看到农村金融对于每一个市场主体、每一个自然人个体“点石成金”的助力。

循着浙江金融改革的历程不难发现，浙江历来的区域金融改革实践，如义乌国际综合贸易改革、台州小微金融改革、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以及首创性推进的“三品三表”等信贷模式改革，始终聚焦均衡发展过程中的民营、小微、个体工商户等薄弱环节。而针对个体的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普惠制医疗补充保险、慈善信托、慈善理财等托底保障和支持三次分配改革的措施也在有序推进。浙江银保监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末，浙江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投保1825.8万人，其中县域参保达到了58%。

在浙江金融业助力下，作为社会人群最大多数的农民早已不再是一个卑微的身份，而成为一种“时尚”职业，他们是新时代浪潮中的新农人“创客”、新农村“网红”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他们的“致富”故事里不乏农村金融机构的画龙点睛之笔和润物细无声的绵绵之力。

有研究认为，浙江“共同富裕”已有的底气和未来的勇气来自浙江本地活力勃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以及市场公平竞争所推动的效率；也有人认为，浙江“共同富裕”取决于政府与市场的统筹而为。但无论哪种答案，都不会脱离浙江千千万万的主体与个人，而金融所能发挥的能量，莫过于用资本激活、撬动每一个主体与个人。在这其中，尚未充分满足的农村金融市场需求将激发出磅礴而强大的潜力。

从义乌和温州走出来的浙江星星之火起初是那么渺小，而后逐渐聚合、壮大成为颇具体量的燎原之势。浙江先行先试的“共同富裕”示范区经验也将在未来几年渐次在全国推广，其金融服务模式也将随之在各方“水土”中试水。然而，如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所言，对于中西部地区严重“空心化”的农村来说，它们的未来显然不是东部农村的现在，东部地区创造出来的经验，取得的发展成绩，中西部很难学甚至无法学，片面学习东部地区农村先进经验，可能会让中西部地区误入歧途。同理到农村金融服务模式亦然。但另一方面，记者在最近的采访中注意到，江苏的“常农商微贷模式”早已突破东部地区，在全国推广至59家分支机构、31家村镇银行，可复制的微贷技术使所有机构均实现盈利，不良率仅0.91%。

而更深一层，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在谈到火遍农村金融圈的“小而美”模式时所言，“当某种价值被外部充分认可的时候，就是原有价值充分挖掘，道路开始‘拥挤’的时候。”远观未来，任何成熟模式都需要拥有“二次创业”的准备，农村金融领域的差异化创新永远是“万变”中的“不变”。

浙江“共同富裕”金融样本到底如何有效推广、科学落地、差异创新，还有待中国千千万万金融市场主体和个人的深度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