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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8-10-15 15:05:03     文章来源:原创     点击量:541

执行转破产,银行如何规避损失?

 

    经济转轨时期,许多“僵尸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选择破产或重组。基于许多因素的影响,银行债权在执行转破产的过程中,可能会因破产法程序而失去获得救济的机会。在实务中,应严格坚持“执行到底”原则,规避相应的法律风险和资金损失。

    案例简介

    2003年,某银行向省高院诉A公司3700余万元借款案。省高院在执行中,曾委托评估机构对保全的A公司名下的房屋土地评估作价428万元。2005年,经A公司紧急报告并请求协调,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致函该院,要求暂缓采取强制执行措施。2007年,A公司破产还债程序终结。20109月,省高院根据银行申请,决定继续执行。20154月,省高院再次委托评估机构对该院查封的房产评估作价2450万元,并委托拍卖机构拍卖,因A公司清算组提出执行异议,拍卖中止。 2016年,省高院驳回其异议。A公司清算组向最高法院提起执行复议。最高法院做出执行裁定,2007A公司已破产终结,2010年申请省高院继续强制执行,超过该二年内追加分配的期间,故无法根据破产法上的程序获得救济。此时能否再启动执行程序进行处理,目前尚无明确的规则,但实务中不应否定根据相关债权人的申请启动执行程序的合理性,至于债权人之间是否及如何进行分配问题,可在财产处分阶段考虑。

    法理分析

   破产程序属于概括清偿,执行程序属于个别清偿。根据《企业破产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对债务人财产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对债务人全部财产的管理、变价和分配等事务,应当通过破产程序处理。所有债权人应当统一依照破产程序行使权利,并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申报债权。

    案例中,A公司被采取保全措施的财产,未被纳入破产财产,也未被政府收回,则该财产相当于破产终结后发现破产人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二年内,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但2007A公司已破产终结,该银行自2010年申请高院继续强制执行,超过该二年内追加分配的期间,故无法根据破产法上的程序获得救济。

    案例情形下,债权人能否再启动执行程序进行处理,当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尚无明确的规则,但司法实务中,经相关债权人的申请,法院启动执行程序具有合理性,至于债权人之间是否及如何进行分配等相关问题,可在财产处分阶段考虑。

    问题透视

    本案中,债权人的幸运在于其执行中保全的财产未纳入债务人的破产财产予以分配,故尚有债务部分清偿的余地。在银行依法维权实务中,两个问题需要关注:

    “躺在权利上睡觉”。《民诉解释》第五百一十六条规定在一方面不鼓励债权人“躺在权利上睡觉”,对先采取查封措施的普通债权人给予优先受偿权;另一方面规定法院启动破产程序只能是当事人申请,也意在鼓励申请保全或执行措施顺位在后的普通债权人主动申请启动破产程序。申请保全或执行在先的普通债权人应该推动执行方案的确定,以便尽快实现债权清偿。依据《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同一顺位的普通债权按照比例进行分配债务人的剩余资产,债权人就丧失其在执行程序中的优先受偿优势。但是,如果债权人已经在执行程序中合法取得相应的资产,即使后期进入破产程序亦不必再返还已取得的资产。

    “如何排解执行难”。债权人遭遇执行难,应积极主张程序权利。如本案中,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致函高院,要求对A公司暂缓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直接导致本案债务人由执行程序拖入破产程序,严重影响债权人权益的实现。首先,省政府办公厅作为政府机关,并非申请暂缓执行的适格主体;其次,该暂缓执行不符合法定事由,如被执行人提供担保,执行措施或者执行程序违法,执行标的物存在争议,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人享有抵消权等;最后,该暂缓执行超过六个月的最长法定期限。因此,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遇到行政干预,进展困难,可聘请专业律师,提交相应的申请或异议,积极推进强制执行。

    银行在执行程序中,应与法院及债务人保持沟通,如本案中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竟然不知情,既未能事先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参与分配方案的表决;又未能在破产终结后及时申请追加分配新发现的财产,最终导致债权人无法根据破产法上的程序获得救济。

    工作启示

    以案为鉴,严格落实“坚决执行到底”。依法维权是银行维护合法权益、保障经营安全的重要途径。进入破产程序后,虽然同一顺位的普通债权按比例分配债务人的剩余资产,排除同一顺位普通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但债务人因资不抵债,债权人未得到清偿的剩余债权就随着破产程序而消灭,这一点不如执行程序中“执行到底”的规定。实践中,对外围环境变化洞悉不深、对企业背景了解不透、对法律证据把握不够等,都可能导致维权失败或受阻。在严格落实审慎经营的前提下,银行要配强法制力量,并就相应的风险点进行前瞻性预防。同时,要加强与政府、法院的沟通,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营造良好的外围环境。

    以证为鉴,重点关注“穷公司富股东”。在贷款涉诉案件中,银行的举证很重要。因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能够对外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很多股东认为公司可以作为一道防火墙帮助其逃避债务。2014年版《公司法》将公司注册从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公司股东多出现未如实出资的情况。所以,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时,债券人可以在执行过程中直接申请追加未如实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债权人债权实现清偿。因此,银行在面对被执行企业法人资不抵债时,应“揭开公司面纱”,多注意“富股东”是否有出资不实或抽逃资金的情况,及时追加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并在尚未缴纳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以法为鉴,密切关注“刑民交叉案件”。在刑民交叉案件的执行分配过程中,许多银行贷款因刑事退赔清偿的顺序而失去优先权,依据《刑事涉财产执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刑事和民事债务出现混同且资不抵债时,应按照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优于对执行标的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优于退赔被害人的损失、优于其他民事债务、优于罚金、优于没收财产的顺序进行清偿。 因此,在信贷管理过程中,应切实做好贷款“三查”工作,加强与工商、税务、法院、公安等部门的联动,对涉黑、涉恶、涉非的借款人,必须在第一时间退出。

(湖北公安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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